故宫博物院的故事（3）

故宫博物院的故事（3）

发生在两篇文章之间最重要的事件即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系列活动。

社会上有一些不利于冯玉祥及其部下的“谣传”，以吴瀛的话来讲是清室旧臣的“诬蔑栽赃”，鲁迅自有他的判断。1925年1月21日、22日，故宫还发生一件怪事：清室出宫时未带御寒用品，于是两方商定，耆龄带随员到宫内酌量取出一些私人用品。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一个小组（庄蕴宽为组长，吴稚晖、吴瀛等人为组员），制订了严格程序，有专人负责登录、写票、贴票、事务记载、拍照，易培基是监视部负责人。警察厅、内务部派代表参加。耆龄等人回宫取物是有固定地点的（养心殿后面的燕喜堂廊上），照理不难管理。吴瀛第一天不在场，据说清室方面人员“乘势抢取许多乾隆瓷器以及仇十洲画等类，委员没有许可”。既然如此，第二天应该采取防范措施。上午吴瀛在场，秩序混乱，据说清室人员哄抢貂皮天马等珍贵皮货，在军警干涉下“方才一哄而散，满载而归”。按理此项工作要到下午才结束，可是吴瀛却写道：“下午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9页。）但是吴稚晖在这个月下旬《民国日报》上连载的文章《溥仪先生》说明，那两天他充任物品点查员，“亲手递过，一一唱交”（同上，52页）。究竟谁在哄抢？

鲁迅长期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方面的事务，参与很多具体的工作。古物在交接的时候最容易引发当事人的“贪情欲望”，他是十分清楚的。

鲁迅要比钱玄同世故得多。他在1913年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述：“午后往留黎厂书肆，见寄售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经四卷，墨色如新，纸亦不甚渝敝，殆是罗叔蕴辈从学部窃出者。每卷索五十金，看毕还之。”[《鲁迅全集》第15卷，45页。罗叔蕴即罗振玉。据周常林先生查考，鲁迅指责罗振玉窃取从甘肃运往北京学部（1912年改为教育部）的敦煌遗书，“有失武断”。见《罗振玉与学部藏敦煌文献》，载《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4期，176页]中国官绅中有“有骨董欲的人”手不干净，鲁迅是深有体会的——虽然他这次对罗振玉不公平。鲁迅在傅增湘任教育部总长期间（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曾奉命整理过“大内档案”（即所谓的“八千麻袋事件”），将原存孔庙敬一亭的麻袋二十个搬到西花厅查看、整理，教育部几位级别较高的官员会把放在桌上的档案拿到别的房间里检视，“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当时的整理者比较看重殿试卷（宋版书页以外），名次越高越好。档案中很多杂件的史料价值其实远在这些试卷之上]。《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作于1927年12月24日，鲁迅在篇尾写道：“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鲁迅全集》第3卷，588页至591页）经亨颐在国民党政府北伐胜利后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不为无因。

鲁迅说的“公共的东西”其实就是拉丁文“共和国”（respublica，由res[东西]和publica [公共的]两词组成）的本意。“公共的东西”容易“糟完”、“偷完”，民国作为“共和国”的命运不难猜想。当时在中国兴办公共事业，有难以想象的困难，主要因缺少对公家财产的爱护与尊重。陈独秀痛惜国人缺少“公共心”，这是五四时期常见的论调。章士钊在《国家与责任》一文指出一个现象：“语云：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国而以钩为喻，货之之意尤显。汉高帝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黄梨洲谓为逐利之情，溢之于辞。大抵以国家为逐利之资，实吾国数千年来治乱兴亡之恒轨，无可讳也。以是人之为国宣劳，谓之与人家国事。为国尽瘁，谓之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岳飞所谓精忠报国，义实同于为君复仇。”（《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卷，104页）鲁迅告诉日本同学，中国最大的生意经就是“造反”，同样道出“货国”的意思。

最后还要说一说故宫博物院一直得到各种捐助，其中不少来自国外。

193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5000美元维修慈宁宫花园，但是该会董事长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在收到院长易培基感谢信后回信道：“鄙人前游历贵国，目见各处庙宇规模伟丽，年久失修，不禁酸鼻。鄙见以为如贵国人民倘不知爱护伟大之建筑，等与外国人民做注重，深恐贵国建筑精华不久完全朽坏，不胜可惜。”（转引自郑欣淼：《钢和泰与故宫博物院》，载《中国文化》第41期，239页）最后这一句话无非是说，不要再伸手要钱了，下不为例。如果中国人身上都露出“藉此据为己有”和“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怎么可能养成热心公益、捐助博物馆的习惯呢？不肯自己承担起维护古建筑的责任，一心指望外国人出资，自然让人小看。好在这样的时候一去不复返了，今日的故宫博物院就是最好的见证，“公共的东西”得到了真正是无微不至的爱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