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故事（1）

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是一个讲述“公共心”发育成长的故事，中国人民在管理公共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让人欣慰，让人骄傲。感谢差不多百年来所有为了维护故宫、服务社会尽了一份心力的人们。

故宫博物院的故事（1）

一、故宫博物院的开端

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个生日：

1914年10月11日，古物陈列所在紫禁城外廷开放，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而故宫博物院真正对外开放，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而是1925年4月12日。

紫禁城在历史上以乾清门为界分内廷与外廷（也称内朝、外朝）。中华民国成立后，已逊位的清室将主要用于大典的外廷“交”袁世凯政府使用。据李宗侗回忆，当时位于外廷北端的保和殿后修有一条围墙，围墙以北即为溥仪宫禁，但是文华殿以北的文渊阁和内阁大堂、实录库等（都在外廷）仍由清室管理。

1914年10月11日，归民国内政部管理的古物陈列所在外廷范围内开放，展出盛京（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藏品（两地运京文物23万余件，大都存放在利用美国“退还”庚款20万元兴建的宝蕴楼），中轴线上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以及太和门东西两边的文华殿和武英殿均存放了来自两地的文物，参观者由东华门和西华门进出（一度午门也用作该所的大门）。

鲁迅在当月24日日记上记载：“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殆如骨董店耳。”（《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鲁迅对文物展出的方式大为不满，用“殆如骨董店”几个字来形容一种散漫无序的惰性。尽管古物陈列所不具备欧美博物馆的专业水准，但是称它为初具规模的博物馆或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并不为过。因此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的生日可以提前到1914年，当时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大总统袁世凯也是有功的。

内廷的故宫博物院诞生于1925年双十节，与比它年长十一岁的古物陈列所和平共处二十余年，要就藏品的规模、等级而言，前者当然在后者之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就有意将两者合并，但是合二为一的工作非常繁复，一直到1949年春才告竣。这两个文化机构当初在风度（也可以说政治姿态）上是有所差别的。

古物陈列所的开办得到清室的合作，文物从承德、沈阳运往北京，没出大的差错（热河盗宝案又当别论）。民国政府开办古物陈列所时对清室表现出尊重，内政部总长朱启钤在清室内务府盛京行宫总管金梁的参与下将展览办成，可见古物陈列所得到清室的承认和支持。1926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为所藏文物登记造册，编写目录，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档案材料。曾充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也是该委员会成员。如果古物陈列所不能礼待清室，王国维必定会谢绝此职，不然他不会在死后得到“忠悫”的谥号。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全然不同。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托尼·贝尼特《博物馆的历史》中所说，博物馆也有其讲政治的一面。

冯玉祥在1924年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临时摄政内阁一周后成立（严格地说，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黄郛内阁应该从这一天开始成立），黄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说明曹锟还是合法总统）职。冯玉祥事前未与各实力派协商就拼凑起这个国民党色彩浓重的内阁，遭到各方抵制，两位奉系阁员拒不就任。奉军甚至进驻天津，将参与政变的第二十三师解除武装，师长王成斌避难租界。11月24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将黄郛内阁取代，得到各方承认。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是民国大人物，大陆史学界对他的重视程度还是很不够的。他是陈其美、蒋介石的把兄弟，“翰林总统”徐世昌的《欧战后之中国》实际上主要由他代笔，曾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鲁迅读过黄郛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1918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评价不错，还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引其一段关于习俗转移“说得很透澈”的话（《鲁迅全集》，第1卷，360页至361页）。笔者以为黄郛的连襟、社会学家陶孟和（二十年代中期的北大“正人君子”之一）也可能为这些着作出过大力。驱逐溥仪出宫，准备在内廷兴办博物院、图书馆，是黄郛内阁做的一件大事。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手下的将军京畿警备司令部司令鹿钟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和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三人带部分军警强行入宫，宣布单方面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所有宫内人员必须即日离开。在此过程中清室受到武力威胁，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溥仪被扫地出门。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威廉王子访问故宫，他应该知道一些民国政府接管时的细节。

此事在当时引起很多争议，如胡适在11月5日致王正廷的信中表达了摄政内阁欺侮弱小、不尊重法律的意思。14日，摄政内阁公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聘李石曾为委员长，委员会由政府方9人（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圭、陈垣、沈兼士、葛文濬）和清室方5人（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组成，当时未征询清室代表意见。李石曾于20日就职。

清室善后委员会整整一个月以后（12月20日）才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决定23日开始清点清宫物件，清室诸位代表缴还聘函。段祺瑞执政府致函内务部，要求停止点查。李石曾不允，宣布按期开始点查（后因警察未到推迟一日进行）。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室代表缺席、合法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启动了接收故宫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杨天宏先生做了迄今为止最透彻的分析（详见《“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37页至57页）。

但是从结果来看，接收故宫确确实实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开端。

1925年9月29日，李石曾召集开会，议决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董事会名单，董事会由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石曾等21人组成，李石曾为董事长。

又设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务，有理事9人，他们是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下建古物馆、图书馆。除了黄郛和鹿钟麟，其他几位都与博物院的日常工作相关。李石曾担任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应该注意的是张作霖不认可黄郛内阁，自然也反对李石曾一手包办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及背后的冯玉祥）接管故宫，但是此时李石曾请张学良和他的高参胡若愚任董事，说明双方的关系不再紧张。

他们究竟如何达成默契就无法探知了（国民党政府在北伐胜利后的1928年10月组成新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任命理事27人，推举理事10人，此时张学良还没有“易帜”，但是他和胡若愚都是推举理事。国民党政府还是在暗暗“做工作”）。